學者尊嚴不容買賣

註：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香港大學立場無關。本文雙語版本於《大學道》同步發表，而中文版本則於《信報》同步發表。

「學而優則仕」，是隋唐科舉制度成立以來不少讀書人的夢想，是中國封建制度賴以延續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末民初，科舉制度明令廢止，西方形式的大學制度開始在中國出現。中國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初名京師大學堂，後來改稱北京大學，就是創立於1898年。而在香港，香港西醫書院亦於1887年創立，後來發展成為香港大學，後者於1910年奠基興建。

大學制度的建立，把西方的科學精神和民主思想傳入中國。隨之而來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更催生了全新的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傳統士大夫階級開始瓦解，現代知識分子取而代之。當然，「知識分子」的實質定義和內涵，亦會隨著文化和時代背景不同而不斷改變。

辛亥革命前後，不少知識分子就以救國救民為己任，以協助甚至領導革命事業為人生目標。近年來，西方有些論者把「知識分子」分成在大學裏專事教研的學者、加入智囊組織專門影響政府政策的專家、和以影響大眾為己任的「公眾知識分子」。按此分類，則胡適、魯迅、梁啟超等就可以算是中國早期的「公眾知識分子」。

在殖民地統治下的香港，政府實行吸納政治，不少社會精英被吸納到本地的文官制度和諮詢架構之中。由於本地的科研空間有限，民主制度付之闕如，殖民政府又不鼓勵民族主義，「學而優則仕」，再次成為不少香港讀書人的理想。及至九七回歸，政權更替，北京中央政府實行統戰收編，不少讀書人又開始寄望在新生的政治體制中拿到一官半職。一時間，不少有名氣的學者專家都當上了港事顧問，和預委籌委。新一輪的吸納政治重新起步，但目標和手法都與殖民地時代的不遑多讓。

其實，「學而優則仕」，可視作讀書人把握機會，學以致用以求一展所長的理想，不一定是為了攀附權貴、迂腐拘泥。西方社會的智囊專家和公眾知識分子，不也是異曲同工？遠的不說，台灣總統陳水扁任用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為近身智囊組織中央研究院的院長，負責組織跨黨派兩岸小組、九二一地震災後重建、和台灣教育改革等重要工作，便是一例。香港特首董建華去年委任資深社會學教授劉兆佳為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便是另一例子。

在台灣，不少學者專家在大選臨近的時候都會擇邊而站，一旦輔選成功便會飛黃騰達。李遠哲的名字在台灣早已如雷貫耳，在2000年台灣總統選舉的最後倒數，李遠哲突然"背書"支持陳水扁，令形勢急轉直下，民進黨最後成功改朝換代。李遠哲學者從政以來，不斷強調自己是本著學者良知，科技濟世。縱使陳水扁的民望下跌，李遠哲仍然享有崇高的地位。

依筆者愚見，學者論政或參政，無可亦無不可。只要是本著社會良知，實話實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那便不失學者的風範。學者是人，主觀判斷當然有對有錯。但學者之貴為學者，知識分子之貴為知識分子，就是因為其對真理的執著，及其學識的廣博。借用香港大學的校訓，知識分子的責任，在於「明德」與「格物」。「明德」者，即是要堅持崇高顯明的德性，明辨是非；「格物」者，即是要窮究事物的道理，堅持真理。

對筆者而言，所有稱之為「教授」、「講師」、「博士」、「榮譽博士」等人，都應該是堅持真理、博學崇高的知識分子。除非他們卸下這些頭銜、脫離知識分子的行列，否則，他們絕對不能因為一己私利而媚世阿俗，削方為圓，撓直為曲。如果他們只是什麼什麼「主任」、「局長」、「署長」、「校長」、「顧問」等，我們尚可把他們當作行政人員看待。但如果他們學術與行政頭銜兼用，則無論是著作、評論、研究、以至受託成為顧問，他們都有責任維護學者的尊嚴。

更何況，「知識分子」的含義，亦遠遠超過教授學者的範圍。常言道，「仗義每多屠狗輩」。如果市井之徒都能成為忠義之士，那些滿肚文墨的讀書人，又豈能為微薄的俸祿而卑躬屈膝，為五斗米而折腰？